仅仅两天前，社会各界还在为内政部查禁毛泽东评传与马共书籍的“恐共”迷思扼腕叹息，感叹团结政府缺乏自信。然而，这场舆论风暴竟在短短四十八小时内迎来了极具戏剧性的180度大反转。内政部长赛夫丁亲自站上火线，公开表态政府有意撤销这三本书的禁令，目前已将皮球踢给了总检察署，只待法律程序走完便能让书籍重见天日。这种在政治操作中极为罕见的“快速自我打脸”，表面上是政府从善如流，实际上却无情地撕开了内政部深沉的体制黑洞：这位堂堂的内政部长，竟然长期在自己的部门里扮演着一个“不知情的救火员”。
赛夫丁在受访时的无奈剖白，可谓是大马官僚体制内最具讽刺意味的权力现形记。他坦承，自己往往是等到执法行动完成、书籍被充公、甚至新闻见报舆论彻底炸锅之后，才成为全场最后一个知情的人。在内政部这个极其庞大且运作保守的官僚机器里，长久以来横行着一套令人窒息的潜规则：政治部的报告直接递交执法与管制组，后者便如获至宝般直接挥舞封杀大旗，将最高决策者的部长完全架空。这种将部长视为透明人、甚至当作“背锅侠”的行径，正是前首相阿都拉当年痛批的“小拿破仑”作风的极致体现。
这种部长与官员之间极度扭曲的权力生态，根源在于政治问责与铁饭碗体制的绝对割裂。长年盘踞在体制内的官员们，熟稔于如何在冷气房里机械地执行上个世纪的保守教条。他们只需高举“国家安全”的免死金牌，根本无需理会查禁行动是否符合“昌明大马”的包容形象，更不必理会外界的口诛笔伐。反正天塌下来，自然有身处前线的部长去面对国会的狂轰滥炸、媒体的尖锐逼问与选民的愤怒声讨。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政治人物的寿命受限于短短五年的选举周期，而官员们却手握铁饭碗。只要他们稍微在执行层面“挖个坑”，部长便会万劫不复，只能满头大汗地跟在后面四处灭火。
为了打破这种被动挨打的困局，赛夫丁终于痛下决心宣布收权，推出了一套全新的审查机制。未来所有被列入禁令清单的书籍，必须由他亲自把关审视，且在采取充公行动前必须先与出版商展开对话。这固然是从野蛮执法向理性治理迈出的一大步，但更是一种“悲哀的进步”。作为民选政府的内阁部长，原本就理所应当掌握部门的最终决策权，如今却需要大张旗鼓地向公众宣告“我要把权力收回来”，这本身就足以证明此前被架空的程度有多么触目惊心。如果连书的内容都没搞清楚就盲目充公，这绝不是在保护国家，而是官僚主义傲慢驱使下的鲁莽冲动。
诚如公正党务边国会议员陈家兴所言，在一个资讯爆炸的网络时代还企图用查禁实体书来阻断思想，不仅是不切实际的冷战残留，更是把百姓当作看一眼书就会被洗脑的“巨婴”。赛夫丁此次的灭火行动，勉强算是为昌明政府挽回了一丝尊严。既然他已高调放话，想必总检察署最终放行解禁已是板上钉钉的政治默契，否则部长根本下不了台。但这绝不应是事件的终点。要彻底终结这场荒诞的查禁闹剧，最好的灭火方式绝不是等火烧连环船了再去喷水，而是痛下杀手，将内政部角落里那些阳奉阴违、专门制造政治火种的“旧观念”彻底清扫出局。唯有建立起真正的问责机制，让“乱挖坑”的官僚付出惨痛代价，部长才能真正摘下那顶悲情的消防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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