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人权委员会(SUHAKAM)的历史并不长,至今才23岁。

成立于2000年4月的人权委员会,有一个时代背景。当时,大马刚经过激烈的1999年大选,国阵流失去多马来票,并且丢失登嘉楼州政权。

安华在1998年9月被马哈迪革除副首相和财政部长职,引发“烈火莫熄”政治改革运动,以及一连串的街头示威游行。

当时警方被批评为,采取暴力行动对付示威者,就连安华在扣留所也被警方殴打,他的黑眼圈成为烈火莫熄的标志。

马哈迪在大选后宣布成立人权委员会,以彰显政府尊重人权。不过,人权委员会每年出版的年度报告,却不曾在国会辩论,除了唯一一次希盟掌权期间例外。

如今,希盟主导的团结政府执政中央,掌管法律及制度改革事务的首相署部长阿莎丽娜指出,政府将确保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能按时提呈国会。至于该报告,是否会在国会辩论,则取决于议会常规。

对政府而言,允许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在国会辩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关键在于有没有政治意愿和决心落实。至于被视为限制辩论的国会的议会常规,只是行政条例而已,随时可以修改。

根据《人权委员会法令》第21条文,人权委员会需向国会提呈年度报告。此前,国盟政府曾在2020年暂停在国会提呈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

人权委员会报告曾于2019年,第一次在国会辩论。但是,接下来一年,当时的国盟政府表示,不计划再次让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在国会辩论。

去年12月,人权委员会主席拉末莫哈末呼吁政府,允许人权委员会年度报告在国会提呈及辩论。

国会辩论意义 

可能你会问,为何人权委员会报告如此重要?既然已经提呈国会,大家可以阅读,难道这还不够吗?为何非要在国会辩论呢?

《人权委员会报告》不应该只是提呈国会,更重要是能在国会辩论,原因有三:

(1)显示政府捍卫和尊重人权委员会的工作,因为这份报告是他们过去一年的心血。

(2)显示政府尊重人权,以及改善国内人权状况的意志。

(3)让朝野议员监督政府,并且改善和提升国内人权情况,以显示政府的决心,愿意被监督。

虽然人权委员会在法律下必须向国会负责,提呈报告于国会,但是国会却没有辩论他们的报告。这对国会本身、人权委员会和我国的人权是一种伤害。

过去20多年忽视和忽悠人权委员会报告的做法,不应该在改革派政府中延续下去。  

过去到现在,公民社会不断要求政府允许国会辩论人权委员会报告,尤其是国会下议院222名朝野国会议员。

通过提呈和辩论,将让议员们了解大马人权问题。通过辩论,他们才知道应采取什么行动处理人权相关的课题,如无国籍、公民权,拥挤的监狱,甚至LGBTQ性少数群体等议题。

这些课题都很重要,也需要辩论,否则,这份报告只会收在图书馆,无人问津。

需政治意愿

安华的团结政府应该让人权委员会报告在国会辩论。要做到,也不难,关键是政府有没有政治意愿。

唯有通过朝野议员在国会的辩论,媒体跟进报导和深入挖掘,政府会更重视人权议题,否则,民众对人权委员会的理解是一知半解,甚至没有头绪,以为这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GO)。

人权委员会是隶属首相署的单位,属于政府的编制,它与其他官方委员会一样,都有特定职责和功能。

大马人权委员会,经常被形容为“无牙的老虎”,因为根据《大马人权委员会法令》,他们的角色是为政府提供咨询,而不是强制政府接纳采用该委员会的建议。

除非政府修改《大马人权委员会法令》,否则人权委员会的角色将受限与法令中的的“咨询”(advise)字眼,这也让他们饱受指责。

人权委员会曾建议,强制规定政府采纳人权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否则人权委员会的角色就是不断举办听证会。至于听证会的建议,往往石沉大海,没获得政府重视。

安华必须强化人权委员会的角色,让该委员会变得更强大,这也是制度改革的一部分。

Author

  • 蓝志锋

    70后,媒体领域工作超过20年。16年任职《南洋商报》与《东方日报》,以及纸媒数码平台,从记者到主管,后为电子新闻主任,拥有丰富的时政新闻采访经验,也曾多次外派他国采访。2017年转战广播领域,参与全马首家中文财经资讯电台CITYPlus的节目和内容制作,并且主持新闻评论节目《主编点新闻》和《主编点头条》。他是《东方日报》、《中国报》、《新生活报》和新加坡《新明日报》专栏作者,也是不同媒体的常客时评员。他相信媒体应扮演第四权角色,参与历史、见证历史,记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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