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安华日前宣布将废除饱受争议的《1971年大专法令》（AUKU），这一消息在沉寂多年的大专学界与学生群体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然而，这项改革承诺的余温未散，高等教育部长赞比里随即释出的“正在起草新法案以取代大专法令”言论，却让这场本该是学术自由里程碑的事件，蒙上了一层“换汤不换药”的疑云。
面对废除旧法与订立新法之间的口径落差，这场围绕着校园自主权展开的拉锯战，究竟是团结政府落实体制改革的真诚兑现，还是一场重新包装权力结构的政治公关？
废旧与立新之间的政策落差
安华在公正党大会上高调宣布废除实施了55年的大专法令，并重申不会引入新法律来达到相同的管控目的，内阁也将随即对此展开讨论。然而，高教部的官方文告却明确指出，该部正着手草拟一部“更全面”的新法案，且此举早已纳入今年初启动的《2026-2035年高等教育蓝图》中。
这种政策传达上的落差，迅速触动了学生组织与公民社会的敏感神经。从宏观治理的角度来看，大学的设立、管理与基础架构确实需要相应的法律框架来支撑；但外界真正担忧的，是这部处于起草阶段的新高教法令，是否会将其前身中用于钳制学生言论、结社与纪律的条文，以更隐蔽或更现代化的法律术语重新植入。废除旧法本身已毫无悬念，真正的博弈战场已转移至新法案的细节制定上。
历史的回声与学界的审慎防防
对于政府的“废旧立新”，学生阵营如马大新世代与马大新青年皆表达了高度的审慎，直言废除大专法令并非改革的终点，更担忧校园内的保守官僚势力会通过拖延或架空的方式，将改革倡议收窄。
隆雪华青团长黄彦铬的剖析更是直指核心。他以过去纳吉政府废除《内安法令》与《警察法令》，转头却推出《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SOSMA）与《和平集会法》为例，提醒社会必须警惕权力掌控者在细节中隐藏的钳制手段。回顾大专法令的历史，其在1971年及1975年的数次关键修法，初衷皆是为了压制当时的学运浪潮，进而将大学校长的任命权收归部长，逐步削弱学者在大学理事会中的声音。
即便是在政权更迭后的近年，校园自主的空间依然面临紧缩。从大专学府收回学生筹办校园选举的自主权、马大保安人员阻挠反贪腐学术论坛，到沙巴大学对参与和平抗议的学生展开纪律对付，种种迹象表明，只要权力结构未发生根本性转移，仅靠口头承诺难以保障真正的学术与校园自由。
校园民主化的实质诉求
面对即将到来的立法博弈，学生阵营的诉求极为明确且具体，核心直指“还权于校”的体制性重构。
在这场要求去官僚化的运动中，首要诉求是褫夺高教部长直接委任大学校长与董事局成员的绝对权力，让大学的治理结构回归民主与专业。其次，在学术自由方面，学术人员必须获得免于纪律法令钳制的豁免权，确保学者不会因公开发表政策批评而面临体制内的清算。在资源分配上，学界主张高等学府的拨款机制应彻底透明化，依据学生人数等客观标准进行分配，而非依赖一笔式的预算拨款让行政官僚掐住大学的财政命脉。最后，在学生自治层面，大学的学生事务与相关财务应全面脱离校方行政官僚的干预，交由全票选产生的独立学生会自主管理。这四项诉求的本质，是要求彻底打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权力握于部长与官僚之手”的威权治理模式。
团结政府改革诚意的试金石
安华政府此次针对大专法令的决策，不仅是一项教育政策的更迭，更是一场极为关键的政治诚信测试。长期以来，体制改革一直是希盟及团结政府对外的核心政治招牌，若在新法案的拟定过程中被外界证实为“新瓶装旧酒”，无疑将严重透支年轻选民与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任，甚至为反对阵营提供质疑其改革决心的有力口实。
废除旧法的宣告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新法案草拟过程是否能够做到阳光立法，是否愿意公开咨询学生团体、学术人员及公民社会的意见，将是检验政府改革诚意的第一道关卡。正如学运组织所言，如果法案的名字换了，但权力结构依然故我，学生所面临的压抑将分毫未减。这场“废旧立新”的拉锯战，最终能否真正迎来校园自主的春天，社会各界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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