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马来西亚社会触及高等教育与大学升学议题，“固打制”始终是一道无法绕开的结构性鸿沟。这项旨在保障土著升学机会的制度，长期以来在系统性限制非马来人进入公立大学的同时，也成为了大马政治最敏感的神经。近日，高等教育部长赞比里在马来人教育大会上破天荒地呼吁，马来人与土著社群的教育前景不能再单靠固打制，必须全面转向“能力至上”的生存法则。这项极具前瞻性的倡议虽然直击国家人才发展的痛点，但在身份政治泛滥的现实语境下，要让大马社会彻底戒除对固打制的依赖，依然面临着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高墙。
摆脱弱者叙事：从“数量分配”转向“硬核实力”
赞比里的言论反映了部分马来主流精英在教育思维上的重要觉醒。他明确指出，马来社会必须摆脱长期以来“因弱小而需援助”的弱者叙事模式，转而建立依靠自身实力实现独立自主的宏大格局。扶弱政策的合理性建立在消除国家经济与社会结构性不平衡的基础之上，其终极目标理应是追求卓越，而非沦为永久性的制度化保障。
为了迎合未来新经济命脉的强劲需求，大马国家教育体系必须从“重机会”转向“重素质”。赞比里强调，衡量教育政策成功的标准，绝不能停留在计算有多少马来子弟顺利挤进大学门槛，而是要检视有多少人真正掌握了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的核心知识。现有的高等教育虽然量产了大批毕业生，却严重缺乏能创造财富的企业家与科技专利持有者。因此，技职教育与培训必须跃升为国家人才发展的主流途径，马来社群绝不能在未来的新兴产业中仅充当被动的技术操作员。
政治红线与历史包袱：无人敢碰的选票禁忌
尽管高教部长的呼吁充满改革勇气，但从现实政治层面来看，在未来二十年内全面废除固打制几乎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乌托邦理想。自1969年制定新经济政策以来，土著固打政策已深入政府行政机构的骨髓。在当下极度撕裂的政治环境中，没有任何一位马来政治领袖敢于承担取消大学固打制所带来的毁灭性政治风险。
即便是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首相安华，在面对这项议题时也显得如履薄冰。回顾2023年8月，安华在槟城一所大学预科班学院回应印裔女学生关于废除固打制的提问时，不仅多次打断对方发言，更直言若立刻取消固打制将引发强烈的政治反弹，导致希盟败选并让国盟掌权。这番表态赤裸裸地揭示了执政者的无奈与恐惧：在保守派选票的钳制下，即便明知制度存在弊端，执政联盟也宁可维持现状，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
跨越体制藩篱的三大现实难关
要从制度上彻底废除固打制，大马政府还必须跨越三道极其艰难的关卡。首当其冲的便是《联邦宪法》与社会契约的政治红线。固打制在政治语义上长期与宪法第153条文的土著特殊地位紧密绑定，任何关于废除该制度的探讨，极易被右翼政治力量重塑为“剥夺土著权益”的生存危机，进而成为政党煽动族群情绪的廉价筹码。
其次，城乡与阶级贫富差距依然是横亘在绩效制面前的巨大鸿沟。在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倾斜的背景下，如果完全以纯学术和绩效制作为唯一录取标准，来自东马及半岛偏远乡村的低收入土著子弟，将在与城市精英阶层的竞争中面临碾压式的劣势。此外，过去数十年来的扶弱政策已在部分社会群体中塑造了根深蒂固的心理依赖。在尚未建立起完善且基于需求的替代性安全网之前，全面放弃固打制无疑会被视为撤走最后一道生存屏障，引发社会极大的不安全感。
渐进式改革的出路：从种族配额走向需求导向
面对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阻力，政府在短期内废除大学固打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政策的执行方向仍存在优化的空间。与其死守僵化的种族配额，政府更可行的过渡方案是将录取机制进一步向所有低收入群体倾斜，逐步用“基于需求”的经济指标来淡化“基于肤色”的硬性规定。从长远来看，随着科技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土著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当马来子弟在自由市场与硬实力上积累了足够的竞争力时，固打制在高等教育中的实际约束力自然会日益衰减，大马社会方能真正实现从行政保护网向公正平等体制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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